牛永超散文丨教数学的体育老师
教数学的体育老师
文/牛永超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老家的乡村小学里，有一大批民办教师。他们不仅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还拿着相当低廉的劳动报酬。也许他们有的人连教师资格都没有，但他们在本职工作上默默奉献的身影，将永远被学生铭记。
今天，算术不好的人，经常会被人拿“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这句话来取笑。我听了便抿嘴一笑。因为我上小学时，学校里老师不够，像语文老师教品德或者数学老师教体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记得读三年级时，学校来了一位姓高的民办教师。他大约三十五六岁，教二年级。高老师长着一副和善的面孔，见到学生总是面带微笑，即使批评学生也没有大声。他虽然年纪不大，头发已略显秃顶了。
当年，妹妹就在高老师的班上。直到今天她回忆起来，仍然认为高老师上课颇有一套。语文课上，他从不让学生默读课文，而是要求读出声。对于数学学习，他则把计算方法编成顺口溜让学生背诵，以达到入脑入心的效果。颇让妹妹难忘的，便是高老师带他们上体育课的情景。
由于学校里没有乐器和操场，多数班级只上语文和数学两门课。虽说课表上显示有品德、自然、音乐、体育等课程，但基本上属于“聋子的耳朵——摆设”。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上面的教育部门很少到我们那里检查。小升初考试只考语文和数学，家长们当然也不关心其他课程是否开设了。
高老师却不同。他自己懂音乐，会吹笛子，还手把手地教学生制作体育器材，和学生一起锻炼身体。因而，他班的课堂上总是充满活跃的气氛。
学校第一排教室的前面有一片空地，因为没有任何体育器械，严格来说是不能算作操场的。课间时分，高老师常常领着他班的学生在那片空地上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他站在队伍前面当“母鸡”，几乎全班的同学都跟在后面当“小鸡”。一名个头稍大的男生当“老鹰”，在队伍前面绕来跑去。高老师张开双臂，护着身后的“小鸡”，身体跟着“老鹰”左右摆动，嘴里还大声提醒着后面。
最初，我们只是站在一旁观看，后来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了队伍中。再后来，“母鸡”后面的“小鸡”越来越多，其他班的男老师则成了捉小鸡的“老鹰”了。大家的笑声和喊叫声此起彼伏，传得很远。
高老师当时教学生们一种“打花棍”的游戏。它不仅可以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还有助于一个人的协调能力的发展。
花棍需要学生自备。找一根直径两三公分粗、长一米半左右的木棍，把外面的树皮刮掉，用小刀在小棍的两端约十公分处刻上一个浅沟，在浅沟上绑一束染成彩色的麻线或尼龙丝线，花棍就算做成了。有同学的花棍不仅缠上彩纸，还在两端绑个小铃铛。
“打花棍”时边唱边打，共打七下，两膝、两臂和双肩上各一下，最后一下是反手把花棍搭在右肩上。打的时候不需很用力，让花棍落在身上即可，主要是手和脚的协调。歌曲唱得快，花棍打得也快。
一开始，只有二年级的学生在校园里打花棍，慢慢演变成了许多同学爱玩的游戏。于是，高老师就成了我们全校学生的临时体育老师。
他站在前边领唱，大家在下边列队，一边唱一边打，花棍在手里上下翻飞，铃铛“叮铃”作响，一时间成了学校里的一道风景线。现在想来，打花棍也算是我们的健身操了。
我至今记得打花棍时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小小书包身上挎》，歌词是：小小书包身上挎/我为革命学文化/用心学习苦钻研/要做人民的科学家/啦……/用心学习苦钻研/要做人民的科学家！
不过，因为大家上学时每人手里拿一根花棍，课间时男孩子的花棍就成了相互打闹的工具。有的同学不小心打到对方身上，伤到了人，自然免不了一番争吵。有的老师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学校便不再提倡了。
那时，公办教师可以到各家吃派饭，适当掏点儿饭费。高老师是民办教师，工资又低，自然不能享受这种待遇。他们村离学校约五华里，他每天步行上下班。中午时间短，他便自带干粮，在教室里凑乎一顿。
学校里没有专门的教师办公室，住校的老师才有一间小卧室。几乎每个老师的办公桌都放在讲台旁边，或在教室后排的角落里。高老师离家远，中午只能趴在办公桌边眯一会儿。
两年前，我曾读过作家刘醒龙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天行者》。小说讲述了几位民办教师办教育的故事，读来不免让人唏嘘。界岭小学地处偏僻深山，学校的办学条件简陋，老师们的工资常年被拖欠。为了不让学生们失学，减轻农民负担，他们不仅要节流，省下每一分钱，还要想办法开源，通过种药材换取学杂费。
我们的村小学虽然不像界岭小学那般艰苦，但条件也够差的。在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和高老师一样的民办教师们，虽然他们的贡献微不足道，但他们的确曾经为教育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仅凭这点，就足以赢得人们的敬意了。
（写于年9月12日）
牛永超，女，河南新郑人，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副教授。执教20余年，主攻经济管理和市场营销专业的教育教学研究，偶尔舞文弄墨，在文字中找寻温暖，在码字中修身养性，让心在文字的开合中变得清澈、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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