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学堂

我的启蒙学堂

文

王秋雨

出了静宁县城，沿国道往北约四公里，靠东有一处村落，叫周李家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有一所村学，是那个时期周李家孩子们的启蒙地。

最初，学校设在生产队猪圈一间闲置的箍窑里，学生所用桌凳一律出自队里的泥瓦匠之手。三姐上村学时与她的学友每天与猪为邻，昏暗的箍窑里书声琅琅时，隔壁那些或躺或卧的邻居们就哼哼着竖耳倾听。冬天，那些优哉游哉的大耳朵邻居们挤在一起哼哼着取暖，冷风就被赶进孩子们读书的窑里。透骨的寒风毫不客气的顺着冰冷如铁的土桌凳钻进孩子们的衣袖裤管，并留下肆虐后的战果。当那一双双小手以烂了又好好了又烂的冻疮向大人宣告他们的苦难时，队里就为这些可怜的接班人换了阵地——一处向阳的独立小院，那里就是我的启蒙地，周李村学。

靳坪小学设在大队部，走下盐水沟，蹚过狗娃河，还需爬上大队坡，对七八岁的小孩来说无疑是一项体力考验。如遇大雨天，河水借着山洪发威，阻挡了一切企图过河的脚步，小学生们就得绕过靳家坪通过狗娃河桥，从十里铺回家，单趟就得一个多小时，那简直就是挑战七八岁小孩的极限了。因而设立村学，于小孩子而言确实方便了很多。

小院共一间瓦房，是我们的教室，约二百平米的院子是我们的操场。出了小院，顺山势往下是一个近千平米的宽大平台，那是队里的麦场，麦场东边仓库的第一间就是老师的办公室。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从马圈山斜射下来时，我们就在小院里上喊着口号上操，尖锐的哨声和口号声响彻村落，引得村里的土狗们汪汪汪，公鸡们喔喔喔，周李家新的一天便在我们的合奏声中拉开了帷幕。

我上村学时，教我们的是我的亲房姐姐，王氏九姐妹中的老四，我们叫她岁姐。那年，她高中毕业，十七八岁，身后甩两根乌黑发亮的长辫，走路轻快，似乎踩着轻风一般，给人感觉非常清爽干练。她教学宽严适度，独创了一套适合我们的方法，一间教室两个年级她总能应付自如。

我们两个年级一起上音体美，语文数学则分开进行。教室前四排低桌凳坐一年级，后三排高桌凳坐二年级。她布置二年级复习生字时，就给我们一年级教生字拼音或加减运算，满教室哇啦啦朗读一阵后，就让我们安静下来读写识记。如果天气晴暖，写的任务就在院子里完成。为保证我们活动场地的光洁，她不准我们用树枝画，只能用墨棒写，这种废旧电池的碳棒变废为宝，成了我们必备的学习用具。无数个旭日初升的清晨，或夕阳将斜的傍晚，我们手拿碳棒，在小院里书写着童蒙初开的兴奋。

院子里写写画画记得差不多时，她就让一年级留级生给我们听写：“吴红香，过来，藏给这几个碎娃听写一哈。”我们在院子里四面八方分散开来占领阵地，背对着背完成听写，就进教室写正式作业。

记得刚入学堂时，我懵懂傻气，完全不知纪律为何物。一日自习课，岁姐甩着辫子去办公室了，同桌姚树树开始教我叠纸飞机，叠好了用两个手指捏住机尾使劲一甩，会啪一声弹出所叠部分，好玩极了。我玩得忘了置身何处，忘了学堂外老师姐姐的威严。当窗外那个甩着长辫的身影闪进教室时，我手里还捏着那个准备甩出的纸飞机。

她并没有看我，低头一边阅作业一边问班长朱堪军：

“我出去这会，有谁违反纪律了吗？”

“王老师，秋雨子叠飞机了，看她手里还拿着呢。”

她极快的扫了我一眼，并不愠怒，继续阅着作业：“还真会玩，藏来，上讲台甩给我看。”语气里带着责备。

我知道犯了课堂纪律，却不知她的真正用意，怯怯的走上前去，傻愣愣甩了一下，颤抖着的手并未甩出啪的声音，却听到身后同学们的一片窃笑声。

岁姐瞬间收敛了平静，放下蘸笔皱起眉头：“哎，让你甩你还真甩了？课堂上该干啥不该干啥你不知道吗？下去！”

这一声带着微怒的呵斥，立即使我心跳加快，脸颊发烫。当我低头走向座位时，我的尴尬聚焦了教室里所有的目光，让我耳根脖颈都发烫发烧了。

那天晚饭后，我躲在外面听岁姐给父亲叙说我在学校的经历，听见她临出门说：“我看给吓着了，估计再不敢了。”

自此，我才知道，在学校岁姐就是老师，而不是可以随便跟我说笑的岁姐了。

她隔一两天就听写生字，这最能满足我虚荣心的小型测试后，总会受到她的表扬。期末考试她给班里第一名发一张年画样的奖状，我捧回的那张头戴草帽妇女的笑容和她身后盛开的向日葵在我家墙上灿烂了两年，初尝成功的甜蜜让我兴奋了两年。

她也不定期教我们唱歌，一般在下午进行。她一边手打节拍一边用尖细甜润的歌喉教我们一句句的唱，欢快稚嫩的歌声飘出教室，窗外杨树宽大的叶子哗啦哗啦为我们鼓掌，小鸟驻足枝头侧耳倾听。有时窗外会悄悄伸进一颗脑袋，那是闻歌而来的姚队长，满意的笑着：“王家这个女娃能得很，啥都会教，呵呵。”美术课上，她用粉笔刷刷几笔画出一个简笔画式物体，红红的苹果啦，胖嘟嘟的小孩脸庞啦等等，让我们照着画。每周两节体育课，她要么跟那些高个子男生打篮球，要么跟我们一起玩丢手绢、老鹰捉小鸡等游戏，师生常常笑成一片。

寒风呼啸的冬季，教室里红泥小火炉飘出炭火的香味，暖意浓浓，我们紧闭门窗读书写字，温馨荡漾在每个人脸上。课间我们围着火炉拉家常，谈学习，她常常会问我们晚上回家复习了没有，昨天的课文背熟了没有。

她很为我的记性骄傲，可二年级时的一次听写却让这份骄傲打了折扣。因为刚刚学过且记得不熟的缘故，听写时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豺狼的“豺”怎么写，听她用方言读了三遍后，我索性写了个“菜狼”交了。下发时她走到我身旁，上扬着嘴唇看着我：“你见过吃菜的狼吗？还是你用菜喂养过狼，就叫菜狼？”温和中透着怜爱，大概只是好意提醒吧。然而她这一针见血的精彩一问，却让我再也不会误把豺狼当菜狼了。

因为三年级要去靳坪小学上学，按大队规定，二年级的期末考试各村学集中到靳坪小学统一进行。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考场出来，我们紧着围着她一路蹦蹦跳跳回家，她突然伸手揽住我的肩膀，笑着给十二弯村学的杜老师介绍：“这是我二大的女子，记性好得很，只要学过的生字，没有能挡住她的。”杜老师看看我，未做任何评价。看她一脸骄傲，我却又一次脸红了，“菜狼”的那次听写她大概早已淡忘了吧。

那次考试，我的语文得了二年级最高分。新生入校那天，我代表三年级新生上台发言。掏出兜里那篇岁姐写成让我演练了多次的发言稿，我脸红心慌，以极快的语速念完，懵懵懂懂鞠躬下台。

后排的同学说根本没听到我嗡嗡了些什么，我辜负了她过高的期望，自责让我几天躲着不好意思见她。几天后放学回家，碰见从村学回来的岁姐，她慢慢走向我：“我听靳老师说，你念得挺好，就是声音小了点。”我不知这话是对我的安抚，还是给她的自我安慰，想起我台上不争气的几分钟嗡嗡，心里颇感内疚。

她总是不厌其烦的启发我们，教我们记生字的窍门，算应用题的方法。在她别具匠心的启发教导下，我们受益不少。她四年时间教出的学生，近一半成了靳坪小学的尖子生。比我高一级的三宁（西宁、小宁、吉宁），在靳坪小学大红大紫，比我低一级的彩宁小农，一路拔尖，如今是留美博士后。诚然，一个人的成功有诸多因素，但良好的启蒙教育不可缺少。

那时总认为当老师的大概就像岁姐一样全职全能，直至后来我当了老师，才知教师中能文能武者寥寥可数。看到年轻同事将“兵教兵”奉为致胜秘诀，便心生轻蔑：这法宝四十多年前我的岁姐就运用自如了。

现在回想，她那次颁发给我的年画奖状，竟是我求学生涯中唯一的一次物质奖励，是她给我的人生画上了这难忘的可贵一笔。那次发言，也成了我学生阶段唯一的一次登台亮相。内向寡言的我，此后便再也引不起老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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